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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问题和政党的改革 由是,倘若政党遗留下各种痼疾,是不足为奇的

其中有四个严重问题 第一,政党及其政治人物没有操守行为基本准则,导致在大选和地方首长选举的竞争中,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怪现象

如果突然出现政要“跳槽”,他们并没有什么精神负担,因为在政党生活中没有操守行为准则

最明显的是,国会尊严法庭没有对斯迪雅•诺凡多“索取自由港股票”案件作出处分

第二,部分政党的管理是根据总主席的喜怒和意愿,相对没有内部民主可言

党员干部和理事有时根本不理解,某人为什么能够当立法议员,其实他并非党员更不是党干部

党员,党干部和党理事也经常没有参与选举党领导人以及支持或拒绝某个党政策的机会,因为决策过程是封闭和由党的寡头政治决定的

第三,相对的没有建立培养干部的制度,没有包容性、定期、有层次和持续以及开放、民主和问责制的招聘

导致大选和地方首长选举竞争成为“自由市场”,只要知名度高,有足够的资金以及能够接近党领导的人,都能够成为议员候选人或者地方首长候选人

工作能力和诚信经常被荷包里的金钱打败,只要能付给党理事一笔钱即可

2019年大选艺人当议员候选人的热烈现象,反映了这个现实

第四,还没有良好的财政管理制度

政党没有正常资金来源,因为没有实行党员缴付月捐的制度,加上政府对政党的津贴有限

不可否认,几乎没有任何政党拥有透明有负责任的问责制和财政报告

政党仰赖在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干部之“不明”资金,使我国部分政党的财政“流向”只有围绕在总主席或党魁周围的一小撮政要

除了政党组织机构的问题,当今我国的民主也禁锢在与总统制缺乏兼容的政党制度

自1999年大选以来发展的极端多党制,不只产生没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且也趋向于掉入政治交易的陷阱

政党成为追逐金钱,而不是争取公众利益的政治权力

像玛琅市地方议会的议员集体贪污案件,就是极端多党制的后果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政党必须改革的原因,为了实现民主的,有机制和有诚信的,以及改革政党制度走向温和的多党制,以期望提高全国性的总统制和省县市级的地方政府制度的效率

没有认真改革政党和政党制度,我国的民主只不过是选举程序而已

政治改革进行20年来,政党是唯一没有触及改革浪潮的公共机构

如果没有认真更好的努力,政党的阴暗面是不会改变的

至少能够经过3个途径进行改革

第一,政党本身的途径--政治人物需要自我改革;第二,国家条例途径;第三,社会途径

20年来的改革经验指出,如果我们等待政党精英和领导人的自我改革,根本是没有希望的

而通过政府制定法令作为途径改革政治领域是必要的

如果政党精英和政府没有主动改革,唯一改变的希望是出现各个元素的公民社会的强烈诉求

他们能够提醒政党和政府,我国的政党和民主生活方向,不仅偏离了改革理想,而且也离国家创立人在宪法的使命越来越远,即实现人民主权,社会的公正和繁荣

与此相关,政党改革最少有两个环节需要通过修改政党法

第一个环节是,制定法令能够推动--如果需要是一种义务--改变政党内在的性格,实现民主、有机制、有诚信的政党

这必须进行政党改革,涵盖操守准则机制化、民主化和招聘制度化,以及良好的问责制和财政管理程序

第二个环节是,修改政党法是制定形成总统制有民主效率的政党制,而且也包含有能力、有诚信和负责任的政治代表和领导人

自2018年,政府通过2018年第一号关于财政协助政党的政府条例,几乎提高了10倍对政党的参选津贴,从政党在大选取得的每张选票获108盾,提高成1000盾

有了政府给予这样大的津贴,政党没有别的选择,除了进行自我改革

我国的政治生活费用太昂贵,大选和地方首长选举只不过是产生贪污政党政治人物,程序式的民主和糟透的政府管理制度

哈达1960年在《我们的民主》文章提醒我们,“政党不是目标,国家不能成为工具”

(续完) 印度尼西亚科学院研究教授Syamsuddin Haris 《罗盘报》2018/9/14,一方译